所谓官本位，就是为政者设计制度、制定政策、考虑问题等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从本身的观点出发的一种现象或理念。他们想问题、做事情、做决策首先考虑自身的利益或小集体、小集团的利益。对自己有利的就趋之若骛，对自己不利的则退避三舍。
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利益的取舍。古话讲，天下熙熙，皆为利趋；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其实这是人的本性使然，并没有什么可值得非议的。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无论大人物，还是小百姓，都逃不出这个圈子。即使低等的动物，当有灾难降临的时候，它也往往逃之夭夭，“慷慨就义”凛然送死的恐怕没有罢。
人为了利益活着，这真的没有什么错，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当初写《国富论》亚当?斯密之所以受人推崇，就在于他揭示了人类的本性，这是客观规律。
但在利益的取得方法与方式上，却有着理性与非理性的选择，有着正当的利益和不正当的利益之分。
比如，通过自己正常的劳动所取得的收入，那就是正当的利益，不论这利益的数目有多么巨大，你都可以尽量放心的拿来，大胆地装入自己的口袋并消费。当然，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的义务，这一点也不容忽视的。还比如，通过买股票、买奖卷等资本投资的方式获得的利益，都是合理合法的利益，都是应得的，你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拿来己用。
以上说的都是正当的利益，是光明正大的，是可以袒露在阳光之下的，那是对人的体力或智力劳动的报偿，是对人的价值的肯定。这样的人是为了利益而活着，但他们所取得的利益是正当的，因此他们得的合理，用的塌实，活的实在。
但是，靠官本位的特权所取得了利益，就是不正当的利益了。别看有些政策啦、法规啦，规定啦，办法啦等，条款清晰，逻辑缜密，洋洋洒洒，满篇宏论。但若细分析起来，似乎每条都是有利于政策与办法的设计与制定者的，他们只是靠自己的智力与智商，在与普通的百姓玩儿文字游戏而已。在信息对称性上，也极大地偏向了为官者，是一种隐性的不公平。
于是，为官者就用着貌似冠冕堂皇的政策啦办法啦，为自己获取不正当的利益。然而这手段是很隐蔽很巧妙的，一般人是根本看不出门道，而圈内的人又达成了一种默契。所以，那些办法与政策等就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大行其道了。百姓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因为人家拿成套的政策与办法等跟你一解释，你登时就觉得被驳得体无完肤，目瞪口呆，一点儿理由也没有了。白纸黑字的规定办法啊，你不认帐行吗？
因此，若官本位思想严重，或这种思潮大肆泛滥，那简直是祸国殃民。若一个单位如此，那么这个单位肯定没有活力；若一个地区如此，那么这个地区也肯定是民怨沸腾，怨声载道。
所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与信仰是消除官本位思想的一剂良药。只有真正树立了这样的理念，才能做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其实对执政者与为官者提出这样的要求，树立这样的宗旨意识，是普通人性的一种升华。因为执政者与为官者在一个单位或地区总是少数人，但这少数人却掌握着大量的资源，他们有对资源利用的决策权、调度权和使用权。若把这些资源运用的好，那么单位或地区的百姓得益；若滥用，则百姓的利益受损。
毛泽东提出“为人民服务”的要求，其实这就是要求我们的干部要全心全意地想这百姓，想着百姓的利益，而不能利用手中的职权谋取小集团或小集体的私利。也就是不能有官本位的思想，不能惟我独尊，不能事事以自己为中心，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广阔的胸怀。
另外，所谓的“官”是百姓给你的，正所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百姓可以把你恭恭敬敬地推到“官”位上去，也可以同仇敌忾地把你从“官”位上拉下来，重重地摔在尘埃。这样想着，执政者与为官者则会抛弃官本位的思维，运用好手中的职权，把大家的事情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