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我喜欢上了陶公陶渊明。我想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尤其是生活在顶端的社会名流,向往陶渊明那种“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我相信这是肺腑之言.正如只有饮遍了世间美酒的酒徒一样,所谓平淡是真,背景必须得是无数的斑斓锦绣.如此,风吹烟云散才能让人看到万里苍穹.这是阅历的力量,也是底蕴的力量，只有经过这些力量洗涤之后,才能达到这种境界.
其实，身在官场中的陶公，是一只留恋山林的笼中鸟，是一尾思念昔日宁静水潭的池中鱼；一旦回到匡庐山脚下的小村，他便如童心在怀的赤子，见大地也可爱，观鸟兽也亲切。葱葱郁郁的榆树、柳树遮蔽着房屋后檐，成行成排的桃树、李树生机勃勃地排列在堂屋门前；夕阳西下，黄昏中远处的小山村依稀可见，近处的农舍上正升起袅袅的炊烟；守屋之犬在深深的小巷中汪汪轻吠，归窝之鸡在桑树巅上喔喔啼唤。徜徉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寻得了耕种之乐，觅得了垂钓之闲，找得了灌园之趣。
可以想像，陶公提上一壶酒，坐在向阳的坡上，沐浴着融融的秋日，在金风吹拂中开怀畅饮，直到微醉；不经意中抬眼远眺，只见悠然的南山时隐时现。他把盏自语：“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寄情山水之乐，陶渊明如今才真切而深深地领略。晚上，在油灯微弱的光亮之下他写下自己那份独特的感受，一首首淡雅清新真率朴实不假雕饰而又生趣盎然的诗篇便泻出于他的笔端；一不小心，他便登上了五言古诗的高峰。李重华赞陶诗“五言古以陶靖节为极诣”，鲁迅称在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与李白一样，都是头等人物。
不过，重新解读陶公留传下来的124首诗歌和11篇文、赋，我们还可以看到，陶渊明不仅仅是潇洒旷达的“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他虽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辛苦，也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悠闲，还有“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的酒趣；但更多的是“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的穷愁，“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的悲苦，还有“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飘屡空”的凄凉；就连喝一口酒的嗜好有时也不能满足，不得不让好心的农父接济：“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饮？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甚至于儒道斯文也不复存在了：“饥来驱我去，不知近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一个学富五车的读书人，一个才情并茂的大诗人，竟至于不得饱腹，不得不乞食于野，这就是封建时代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
但是，无论环境如何险恶，陶公都始终“不坠青云之志”，我们从他的一些诗篇中可以直接、间接地看到这一点。如：“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陶渊明生当晋、宋易代之际，黑暗的政治，犹如宏罗密网，使正直之士遭到压迫，而当时的社会门阀等级森严，官场“交通请托，贿赂公行”，趋炎附势、尔虞我诈者众。不少人为了往上爬而不择手段，人格丧失殆尽。陶渊明与此格格不入。他抱着既然不能“达则兼济天下”，于是只得抱定“穷则独善其身”的想法，借写古人以咏志，对刘宋王朝持不合作态度，宁肯辞官归隐乡间，也决不肯向腐朽的士风低头。朱熹在评陶诗时曾颇有见地地说：“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余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晚清爱国诗人龚自珍在《读陶诗三首》中说：“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父一分骚。”鲁迅先生也曾经指出，陶诗不仅仅是些浑身静穆的诗作，还有一些“金刚怒目”式的作品。这些诗作，表现了他对当时政治激烈的批判精神和强烈的反抗意识。因此，他用满含深情的笔墨，塑造了男耕女织、怡然自乐的理想社会——桃花源；他与田夫野老、蚕妇村氓聚在一起，闲谈春耕夏耘、秋获冬藏的苦与乐，他性嗜酒，“造饮辄尽，期在必醉”，以这种自戕的方式使自己暂时忘却人生的苦痛；他也在宋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看望、赠以梁肉时挥而拒之，表现出一介书生的铮铮铁骨。
陶公生前抑郁以终，身后却极受后代诗人们的推崇，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等人从陶诗中汲取了极为丰厚的文化养料；陶渊明那种“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达观精神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骨鲠之气，对后世正直的读书人产生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当中国历史进入到二十世纪初，又恰逢乱世。这时的中国，出现了两位文化大师：鲁迅与胡适。当代一些学者认为，他们是近代中国的两个价值坐标，两者风格截然不同，却共同构筑起那个时代知识界的脊梁。而在我看来，陶渊明之于魏晋正如鲁迅，胡适之于近代中国，他的学术成就为那个时代的一面镜子，他的文化思想成为统摄一个时代精神领域的核心力量，他的高洁傲岸的人格魅力则更是当代人所难以个个企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