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少女毁容案震惊舆论。25日凌晨，嫌犯陶汝坤的父亲通过微博发道歉声明，受害人周岩家属表示不接受。据悉，周岩伤情鉴定将于一星期后公布，随后便可进入诉讼程序。此案引发激烈议论，有安徽媒体称，不该对案件贴上“官二代”的标签。（2月26日《羊城晚报》）
　笔者也觉得，不该对案件贴上“官二代”的标签。时下，媒体报道存在一种“随波逐流”的不良倾向，喜欢制造轰动效应，以博来新闻关注度，什么事件火就报道什么，什么能够吸引大众眼球就挖掘什么，使得一些原本平常、正常的普通事情，一经曝光就闹得沸沸扬扬、人心惶惶。
这些天，“安徽‘官二代’横行霸道，恋爱不成将少女毁容”，成为了最受关注的新闻之一，百度搜索一下，相关信息居然达149000个，许多网友纷纷发表了看法，而且呈一边倒的趋势把矛头指向了嫌疑犯陶汝坤。这起案件之所以受到大众如此关注，成为热点新闻，关键在于嫌疑犯是“官二代”的标签，如果只是一个农家子弟就算闹出杀人放火的恶性事件，也绝对不会“惹”得这样“火”，“炒”得如此“热”。
“官二代”是相对于“富二代”、“贫二代”等二代，应运而生的一个网络新词，其主要针对高官的后代很容易获得权力的现象，同时也形容高官后代的种种不良行为。近些年，“官二代”、“富二代”犯事的真还不少，最典型、最嚣张的莫过于“我爸是李刚”，他们“狗仗人势”、耀武扬威的所作所为，让人不齿和心寒，一时间“官二代”、“富二代”成为了众矢之的。于是一旦出现矛盾、纠纷或者发生事故、案件，人们习惯性地就会去猜疑这是不是“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干的。据报道，合肥少女毁容案嫌疑犯的父亲是合肥市审计局办公室主任，母亲是合肥市规划局某处处长。可以看出，这样的官职并不能算“高干”，可是此案也被贴上了“官二代”的标签，不能不引起我们沉思。
常识告诉我们，“富二代”和“官二代”不见得都是坏人，“贫二代”也不见得都是好人。“仇官”、“仇富”、“仇星”成为了当前社会一些人的一种心态，甚至是一种“病态”，非常值得注意和警惕。从合肥少女毁容一案来说，给犯罪嫌疑人贴“官二代”标签就值得商榷。笔者与大多善良的人们一样，为一个青春靓丽的少女被烧得“面目全非”而深深痛惜，对这个少年仅因为求爱被拒竟然泼汽油烧对方的令人发指的恶行而强烈愤慨。但这一“痛”一“怒”，却不是因为他们的身份。一个人不管他是“官二代”，还是“贫二代”，违了法都理应依照法律进行惩处，这与出身无关、与背景无关、与职业无关，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退一步来说，就算嫌疑犯陶汝坤真的是“官二代”，却也不能凭这就认为他比其他罪犯要罪大恶极一点，就该千刀万剐。法律上只讲犯罪嫌疑人,只讲加害人和受害人,当然不会去管当事人的身份。何况因为恋爱不成而行凶,这种案件哪一个社会都有,哪一种人也可能犯下这个罪,两个农民的孩子也会发生这种案件,与是否是官员的孩子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让案件回归案件,相信法律有最终的公正裁决。如果需要探讨的话,这只是一起青少年教育失败的典型反面教材，希望通过其中的悲剧能惊醒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家长、我们的青少年。试想一下，如果每发生一起犯罪案件，就贴上“官二代”或“富二代”的标签，性质就会完全改变，不仅可能因为公众群情激愤而使最终处理偏离法律的轨道，也会进一步加剧官民对立情绪，造成社会的不和谐。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公众舆论不可不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