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深圳以产盐、采珠、养蚝和植香著称。深圳产盐的历史可追溯至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1958年，在大鹏半岛的咸头岭沙丘遗址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古人留下的制盐遗址。
在汉代，由于国家国力强盛，盐田地区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当时产盐业已十分发达。到宋、元、明、清时期，沿海一带的产盐业有了新的发展。历史上留下了许多以盐字起首的地名，如盐田、盐田墟、盐田湾、盐田坳、盐田径、盐村、盐灶等，从而印证了历史上这一地区的制盐业盛极一时（盐田，就是产盐的地方）。宋开宝四年（971年），设官富盐场（在今香港九龙，包括盐田、叠福等分场），为广东十大盐场之一。北宋时东莞县（含今宝安县）境内设有四个盐场：东莞场、归德场、黄田场、官富场。据考证：香港新界西自新田到屯门等地，东自沙头角以至九龙湾沿岸各地，皆为产盐区。据香港学者萧国健教授考证，九龙、新界这一带地区产的海盐都由大鹏湾经梧桐山而运止广州。
由于盐业在深圳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盐场的兴衰直接影响到当地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宋元时期，盐业生产达到了高峰。北宋王朝在初期采取了一些照顾盐民的政策，收购海盐每石55公斤，给钱二百，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盐业生产。此后宋代盐价不断攀升。神宗时，官府从盐民手中收购盐价为每斤5钱，而销售价是47钱；后来盐价上涨，到了南宋孝宗时，收购价为47钱，销售价为160钱，官收盐利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之一，以至当时有人戏称“天下之赋盐利居半”。盐利收入不但直接支持了宋朝政府的货币发行与流通（包括纸币发行），对中央财政和国防开支也都有巨大影响。盐民的辛勤劳动为官府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盐民的生活却异常痛苦。北宋词人柳耆卿，曾于景佑、宝元年间在明洲（今舟山）出任晓峰盐场大使，写下了反映海边盐民生活的《煮海歌》：“煮海之民何所营？妇无蚕织夫无耕。衣食之源太寥落，牢盆煮就汝输征。”官府的暴利盘剥和压榨经常激起了盐民的反抗，有的不堪其苦，远走他乡，而更多的是肩负生活的沉重，艰难地生存。
明朝新安盐民的《盐丁叹》，可以为我们了解古代盐田片区盐民的艰苦生活，打开一扇窗子：

盐丁叹

煎盐苦，煎盐苦，
煎盐日日遇阴雨，
爬碱打草向锅烧，
点散无成孤积咸。

旧时叔伯十余家，
今日逃亡三四五，
晒盐苦，晒盐苦，
皮毛落尽空遗股。

晒盐只望济吾贫，
谁知抽美无虚土，
年年医得他人疮，
心头肉尽应无补。

公婆枵腹缺常餐，
儿女遍身无合缕，
场役沿例不复怜，
世间谁念盐丁苦。

盐丁苦，盐丁苦，
盐丁苦事应难数，
豪商得课醉且歌，
总催得钱歌且舞。

盐丁苦状类圈羊，
群恶宣骄猛如虎，
何时天悯涸辙鱼，
清波一挽沧溟溥。

盐民的生活虽然十分艰苦，但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深圳、盐田地区的人民靠海为生，因此，盐业也成为他们赖以为生的主业。
清初，朝廷为了防止沿海居民接济台湾郑成功反清复明势力，将东南沿海居民内迁50里，致使被迁地区百业凋零，民不聊生，当地的盐场也被完全废弃。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朝廷下令复界。复界后相当长时间，当地演唱的生产与销售仍未走上正轨。而江西、南赣两府转食淮盐，使深圳地区的盐业经济受到很大影响。清乾隆五十四年，随着盐场被裁撤，深圳、盐田地区的盐业生产走向了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