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无事，忽想动笔写我之心情。但几次都难以叙说。古人讲“文如其人”，果真如此乎？看看现在的风月文章，读读当今之曲解红楼。难以找到其人之踪迹。

忽然想起齐梁时的“宫体诗”。所谓“宫体诗”其实便是艳诗，是昭明太子的弟弟萧纲发起的一场文学运动。但“宫体”之艳情比之时下之风月，则如溪边之衰柳，无力可依也。后来成了梁简文帝的萧纲在《诫当阳公大心书》中说道“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严，文章切须放荡。”故有艳文不必有艳情，有信诗未必有信人，谈风弄月者其心何需定有风月？反鉴自照，竟有“先天下之忧而忧”亦未可知。李商隐《上河东公启》云：“至于南国妖姬，丛台名妓，虽有涉于篇什，实不接于风流。”韩偓《香奁集》自序云：“柳巷青楼，未尝糠秕，金闺绣户，始预风流。”皆言立身和文章二事，然则李义山是“文放荡”而“身谨严”，韩冬郎是诗风流而人亦轻佻。

古来人事，立身和文章大都是不可等量齐观的。常言“文如其人”的说法多半是靠不住的。唐太宗读了隋炀帝的文章后曾对侍臣言道：“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耶？”唐太宗竟将隋炀帝的文章比作是尧舜，可见炀帝的文章是不能算作放荡一类的。早在灭陈国时，炀帝曾因痛感陈后主太过淫乱以致亡国，于是刻了个《景阳井铭》来告戒自己不要重蹈覆辙，可惜他很快就得了健忘症，其后淫乱之事远远超过了陈后主，于是很快也亡了国。都说政治家的嘴是最不可信的，文人骚客的诗文一样也常常是靠不住的。唐代诗人元稹在妻子韦丛死后写了很多怀念的诗，按说写自己母亲写自己妻子本便是他一个人的专利，别个再怎么要渴望怀念一番，也是抢夺不去的。于是便有了在中国文学史堪称典范的悼亡诗。韦丛的好在元微之的诗里是很有反映的，比如:“顾我无衣搜画箧，泥他沽酒拔金钗。”一个“泥”字已教今天的恩爱夫妻有了很多的暇思。元微之对韦丛的感情之深自不必说，故尔所作诗句辞浅意哀，仿佛孤猿悲吟，动人心魄。比如：“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几多时；”等等。可谓呼天抢地，人鬼共悲呀，可惜没多久他便又娶了个新夫人。

曹丕《又与吴质书》云：“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由文索人，有时便如缘木求鱼，痴人说梦，死句参禅，多半是无所获的。

哲学家康德说“知识来自经验”，有人说文章之道“必经此境，始能道此语。”这也是不可靠的。写文章必要经过“更事”，有了经验，然后才能写境、造境的话，则宋玉不曾见过巫山神女，曹子建不曾目睹洛神之凌波微步，其境如何能造？故尔文章之道，有虚有实，《文心雕龙》有所谓“为文而造情”，“为情而造文”，虽然从文章未必能看出作者是个怎样的人，但至少是可以发现他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愿意成为什么样的人。

很多时候写文章者姑妄写之，读文章者姑妄听之，切不可凿空坐实，见“文章”之放荡，遂断言“立身”之不“谨严”也。

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有几卷叫“姑妄听之”，大都是谈狐说鬼，实实是要姑妄听之的。

诚如今天之文章，虽然美其名曰文如其人，然文章之道，其径何在矣?何妨也一并姑妄听之。

文行至此，豁然开朗。呜呼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