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是少数几部看了小说再看电影而又不感到厌倦的经典小说之一。与张艺谋导演的电影版《活着》相比，小说更加沉痛、冷峻、深入人心。虽然余华在写作时极力用叙述、记录的笔调避开文字表面的热情，但是《活着》的批判意义还是在我们观赏影片的视野中纤毫毕现。
而由于电影版的《活着》在原著的基础上拆编了较多细节，致使原小说里的冷峻与沉痛明显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冷幽默，黑色幽默与讽刺。事实上，这也是电影《活着》被公认为是一部批判性的黑色幽默电影的原因。

富贵在其艰难的一生中身边的人相继离他而去，最后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形影相吊的活着。这是一个镶嵌在时代悲剧里的家庭悲剧，影片中小人物在时代的大潮流中完全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而这一切，都与时代息息相关。或者说，都是由那个时代造成的悲剧。

影片时间开始于40年代。影片没有从一开始就对那个时代持批判态度，而是先肯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富贵、春生一行几人先由国民党军队抓去当壮丁，而后又被共产党纳入旗下。不同的是春生到南方开车去了，而富贵则背着皮影箱子回到自己家里。看着富贵在阳光下大踏步往家里赶的镜头，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觉：好象一切都会慢慢的好起来。殊不知这只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一个隐喻噱头，它打破了观众的期待视野。
具有批判与讽刺意味的是那张富贵带回来的“革命证明”。镇长见了说也算是革过命的了。这话让人感到荒诞的原因是：富贵只不过是众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一个，而且都是在没有跑掉的情况下被军队留下来唱皮影戏的。这种“革命”依据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阿Q的革命思想：他们都反映出当时人们对革命的浅薄理解。
紧随其后的是龙二的死。姑且不去计较龙二的“反革命意图”，影片中关于贫民与地主的划分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纨绔子弟富贵把豪宅输给龙二，再加上那张具有争议的革命证明，便摇身一变成为一贫民。而赢得那座院子的龙二“理所当然”就成了一大地主。他不死谁死？然而房子的真正主人是谁？地主与贫民的划分标准与依据又是什么？值得探究。
时间跨越到50年代，这是一个狂热崇拜与悲剧频频发生的年代。影片在涉及大跃进炼钢时有这样一个镜头：镇长一边把富贵家煮饭的锅拿走一边对家珍说：“不是有集体大食堂吗？还能饿着你？只要你一迈进大食堂，鸡啊鱼啊的随你吃。都共产主义了。”这句话同样的荒诞不经，也反映出当时“15年赶上英国超美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想三部曲。比之荒诞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当有庆发现箱子里皮影上的铁丝时，镇长对富贵说：“你还不如你儿子觉悟高呢！铁丝就不是铁啦！说不定解放台湾就差这一两颗子弹！”锅瓢碗铲都拿走了，连皮影上的细铁丝都不放过！批判、讽刺的内容粗中带细，宏大中不乏细节。这和雨果的《悲惨世界》里的批判有异曲同工之妙——既有大海的波涛汹涌，也有细浪的微妙挣扎。这样巨与微的批判结合出了完美的讽刺效果。
紧接着是有庆的死。原著是因为有庆的血型不幸与一位临盆的县官夫人血型一样，连抽两次血而死。而影片则改为区长——春生开车意外撞倒墙壁而将有庆压死。我不知道影片为什么改编了这一细节，揣想可能是因为张艺谋导演考虑到影片能否被审查通过而特意降低了有庆死的政治背景与残酷程度。可是影片至今仍未在大陆审查通过。有评论说有庆的死太突然了，毫无征兆。我不知道他所谓的征兆是不是有庆还得一板一眼的死？！有庆过小的年龄承担过大的劳累是那个时代里的孩子的缩影。过多劳累，三天没睡，在被叫去学校搞公共劳动时睡着了，之后……这一切看似偶然，实则必然。要知道，在那个时代里，这样死去的生命远远不止有庆一个。这是谁的过错呢？！
和有庆的死一样，凤霞的死也充满血腥与悲愤。通过影片我们可以看到凤霞恐惧的眼神，逐渐发青的脸与发紫的嘴唇，淋淋的鲜血，豆大的汗珠……这一切都让人感到沉痛与发指。而造成这样悲剧的原因只不过两个字：“权威”！——文化大革命中，具有真才实学与临床经验的医院教授被冠以“权威”的称号而被当时的“打倒权威”之风刮下来。取而代之的是几个毫无临床经验的学生在医院主刀。什么是权威？有文化有经验的老教授就是权威？不！真正的权威是什么？是文革的策动者与决定者！而文革是什么？是权威下的错误决定。真正的自己的权威过错不去检讨，反而去批斗一个老教授无辜的“权威”！影片的批判与映射意义就在于：与其说是让观众关注老教授的权威，还不如说是让观众透过电影的映射去关注另一个权威——“权威”背后真正的权威。
再来看有庆和他姐姐凤霞是怎样的两个生命：有庆勇敢向上，爱护姐姐，伸张正义，执着于读书而宁愿天天割草，认真做作业等等。凤霞历经艰难，不幸变成哑巴后仍然任劳任怨，热爱生活。然而，就是这样两个有张力有质地的生命，却那么轻易的磨损在一个不属于他们的时代里！让人深切的感受到小人物的命运在那个时代里完全不能自己掌控。难怪富贵后来会对凤霞的儿子说：“等你长大了日子就越来越好了。”
春生和镇长被划为走资派似乎很出人意料，但是在反右倾扩大化的大环境下，这明显又是在意料之中。作者在提到这两个人物时并没有过多渲染、评论，基本是用记录的笔调与对话的手法一笔带过。就连在镇长被划为走资派时也只是借家珍的身份表示了一点疑惑：“怎么连你也被划为走资派了呢？”点到为止，并不加以评论与说教。但是对于历史的批判却被这句话悄无声息引到了观众的情感之中：什么是权威？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余华的这种冷叙述比那些在小说中乐于说教与评论的作者要高明许多。
影片并没有把批判的矛头局限于一方，而是对群众的愚昧也进行了讽刺与批判。最明显的是凤霞结婚那一幕：张灯结彩都与毛主席有关，大副的毛主席画像，连拍全家福都要把毛主席语录别在胸前……这一切都几近狂热，而狂热的背后又恰好暴露了群众的盲目、无知、随波逐流。

富贵经历了生活的种种残酷与磨难，仿佛心已死，却还有声有色的活着。其实余华是想告诉读者：人只为活着而活着，并不为活着以外的任何东西活着。初看这句话，好象是胡扯，其实只有在生活中经历了一定磨难与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人才会体会到这种心境：人总是要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