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压缩的灵魂在他的诗里得到舒展”这是电视片《唐之韵》里一句对李白的评介词。
的确如此，古往今来，很多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施展抱负的文人志士，只得借助其诗文而舒展自己被现实压缩了的魂灵。他们在狂放中，指点江山；在想象中，施展雄才大略；在文字中，一吐为快；在行吟中，放浪行骇。
所有的历史都表明，只有当权者才能把握时代的命运，是他们将现实玩于股掌中，文人作为一个特殊阶层，也没有半点特殊，照旧象普通百姓一样只得听命于当权者。所不同的是他们听命的方式不同，和一直将从政当官实作为最高理想。
中国文人历来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不与当权者苟合，以受岐视、打击，生活穷困潦倒为代价而保持精神的独立，是名符其实的文人；要么投靠当权者，或为幕僚，或为官，在得倒权力与荣耀的同时失去文人的风骨。倘若是前者，除了独善其身外，绝不可达济天下。后者或许能造福一方，但极其有限和不足，所做之事也只能是与当权者谋虎之皮后的猫爪之事。
然而，纵观大历史，从不谓一时一地而定论，而是以历史的大进程，文明的大方向而定千秋功罪的。从这个意义上，文人可能难以影响当代，但他却能影响此后的百年千年的无数代。谁都知道文明的力量，精神的影响力是持久而深远的。
文学与政治是两回事，不是所有能从文的人都能从政，反之亦然。所以李白虽想入朝从政，但在唐玄宗的眼里只不过个翰林，供他雅趣，供他欢愉而已。有一种说法是唐玄宗将他贬谪于宫外。而我则同意是唐玄宗将它放出宫外，任他云游。知道他不是从政的料子，同时也认为他翻不了大浪，看来宽容，但骨子里透着一种对文人的轻视与嘲弄。在当时是个可悲的李白，因为对于从政，中国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只能是权术。李白还是个无知的孩童，是个生活在梦中的诗人。正是这个当时的可悲，却为历史为中国造就了一个千古不朽的丰碑，一个文化上不可能企及的高峰。
李白与唐玄宗的影响力，不可同日而语。历史的推演将两人的地位作了一个无情的调换。不可一世的皇帝，历史能记住的也只是唐玄宗与扬贵妃的风流和安史之乱的惨祸。被这个皇帝所嘲笑的李白却是历史上万代彪炳的文化巨人。
真正的文人，倘若保持精神的独立与时代的高调，那他的命运不仅是不被皇帝所用，更可悲的往往是不被世人所理解与尊重。最为典型是明朝的徐渭，他有一幅作墨粗旷，恣意汪洋的葡萄画，角边提笔一首“半生落魄已成翁，独坐书斋笑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搁闲置青藤中”这只是他一生中极为平和的写照。透出他的通达与自嘲。其实他的命运更惨，可谓极端残酷。据说他曾经将刀刺向自己的头，一个高傲的，绝顶智慧，不与世俗为伍，领引时代的头。最后病困交加与一只狗相伴而终了一身。
也有例外的，是宋代词人柳永，自被皇帝谕批“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后，退则青搂，真的做了个“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而赢得了街市世民和唱艺卖身之人的拥戴，形成了“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的盛况。但究其格调终不为历史所褒扬，连苏轼都对他颇有微词，顶多只对“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搂”一句略有赞赏而已。如果柳永不降格，把自己退入青搂茶肆而共欢享乐。我想他与徐渭应该是一样的遭遇。
这样一来，似乎文人有了第三条路，就是退而求之，退到一般世人境域，比与“肉食者谋之”要好，比自我灵魂独立要差的灰色地带。这样也不失其为文人，但不是领引文化的真正文人，不是为后人所敬仰的文人。但为了生存或者说为了一时的好点的生活，作为人虽然有文化，但终敌不过世俗的强大，也是可以理解的无奈选择。
这样的文人，灵魂仍然被压缩着，但有时也舒展着自己的灵魂，终究舒展得不彻底，久而久之，还有扭曲的危险。
所以综上所观，在中国作文人难，难就难在比常人多了些选择，多了些付了惨重代价的选择。于是乎很多有望做文人的人宁可不做文人。
此举对个人或许是不幸中的有幸，对社会，对历史，对将来肯定是不幸中的最大不幸！

草创于二零一一年八月四日十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