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得社会的益处，要感恩，天经地义。但有的恩，却是本无需去感的，只是因人家该做的事没做或没做好，后来补救，却自认为于人有恩，让人感的。
有一个故事，就可证明：一个和谐的社会，未必老让人去感恩的。
一名医有三个徒弟，医术不分仲伯，但各有特长。老大能在人还没发病之前就能看出病根，并开出药方，救人于无形；老二善于在人刚发病之际，就出手开方，救人于病发之初；老三则善于治重病，于疑难杂症更是得绝，往往其他医生举手无策之际，他能妙手回春，救人于水火。名医死后，三个弟子各立门户。过了三年，老三堂上感恩的锦旗飘飘，匾幅满堂；老二堂上锦旗二三、匾幅三四；老大家空空荡荡，锦旗匾幅全无。如是老三成了名医，老二次之，老大无人问津，难以糊口，只好改行。其实，未病将病之际，可先去老大堂上，消病根于未发；刚发病之际，去老二堂前，救病于初发之际；犯不着等到病得不行，再去病急乱投医，让老三妙手回春，劳财不说，还得搭上锦旗匾幅，感天恩地的。
于医者如此，是可理解的，因医生终究事前未拿酬金，没有义务去满街去找人提前发现病根，做到救人于将患未患之际；但于社会管理者则不然，因为他们终穷是靠拿纳税人的钱过日子的，自然有义务提前在一些问题未出现之前就提前预防，解决于无形之中，如不能，则在问题刚出现未严重之时，果断出手，早日根治，让人一次把恩给感了，犯不着非得到了严重地步才下手，决心根治，让人老是得感恩。
于是有的时候，人们只是相对的得一点益处，却得绝对的感恩。
最近我看了一部叫《不许抢劫》的国产影片，讲的就是百姓感这种恩。二十一名善良民工辛辛苦苦工作一年半，却讨不到工资，申诉无门，还挨了黑心老板养的暴徒一顿爆打。那就告状呗——不过那是站着说话不腰痛的狗屁“家”们的臭主意，人家穷得锅底朝天没钱去打官司不说，还得为明天的饭碗去奔命，哪能饿着肚皮去和饱食终日的债主耗时间。如是没法，只好在年关到黑心老板家去耗，终于讨到了工资。片尾那黑心老板终遭天遣，被抓了，罪名好像与黑社会有关。我以为这下他死定了，用他自己的一句供词“这么多年，我可是血里捞饭”，就凭这“血里捞饭”且“这么多年”，可见其罪孽深重，不枪打也得判个无期的，至少得十年以上。可不想，天理终归是犹存的，只五年徒刑。民工欢呼，感天恩地的，天理终于战胜了邪恶。
我的天，吃了这么多人的血，却只失去了五年的自由——这五年说不定还会弄个保外就医或是减刑什么的大打折扣。这几乎是一种鼓励，不妨“血里捞饭”吧，只要不吃死人，坐上几年牢，又可出来继续“血里捞饭”的。天理终归只是犹存，相对于天理无存好些，可咱百姓得感恩，看那班民工高兴劲就可证明。晕，只是相对的得一点益处，却得绝对的感恩。好，这恩咱感了，有相对的一点益处，总比要绝对的得不到益处要好些。
更有甚者，只是把原本就属于自己的益处分出一丁点还施于人，受施的人也得百倍的感恩。官员年关慰问就是一例。
一到年关，就经常能在电视中看到大大小小的官员下到基层去搞慰问的报道，先虚寒问暖一通，未了塞上一个或大或小的红包，里面装着钱，钱的多少往往视官员的级别而定，或千儿八百的，或三五百的，一两百的也有，不过相对就寒碜了点。这红包一塞，高潮来临了，只见被慰问者两眼不用抹，泪水就夺眶而出，接钱的手哆嗦着（真是没见世面），激动得话也说不出来了。真是感人极了！为有衬托，记者还相时宜的来一两个特写，把被慰问者的家中那个穷酸相环拍一圈，我看到最感人的是有几次记者拍到了那锅里有猪食一般的东西——当然指旧社会的猪吃的，现在的猪都大多吃上精料了。（这真得感谢记者同志给我上一课——也不知是拍给谁看的，咱百姓可是知道在我们的国度还有人过着猪一样生活的。）唯恐不能证明雪中送炭的良苦用心。有人施恩有人感恩，效果大大的好，（不好的上不了电视）一切OK！
场面确实感人，好多次我都算点感动得落泪了；不过看多了，也就神经麻木了，不再感动；再麻木，麻木得神经错乱，就突发奇想；这奇想，真是有负人家的好心，非但不感恩，还胡说，良心大大的坏。
我总有一个观点，如果是我们的国力（或说生产力）达不到让每一个遵纪守法且不好逸恶劳力的公民得到基本生活保障的地步，那怨不得天尤不得人，大家还是低头苦干，先把生产力搞上去，让社会生产出足够满足人民其本生活保障的物质再说。可是如果我们已经具备了这种能力，甚至还超过了不少，却仍有人不是因为品行上的原因得不到社会保障，那就得抬头看看天了：原来大家共同创造社会财富让一少部分人占去了大头（至于严重到什么地步大家不妨自己去看一看、想一想），留下一丁点给穷人分，当然得受穷了。
话越扯越远，回过来谈“恩”。这受恩的人肯定不会是因好吃懒做等品行不端之徒，因官员慰问之前，肯定预先有工作人员先政过审，不会让社会败类混入受恩队伍的。既然不是好吃懒做之徒，为何穷，且穷得要吃猪食的地步。这是一种悲衰，因为以我国现有的国力，是完全有能力让所有除品行不端的人都能享受到基本的保障的。可是没做到，应该由社会来检讨自己，查查到底是我们的制度那里出了问题，并立马解决，从根本上消除这种劳者不能自保的社会现象。
其实，我们可以在贫富差距拉大之前，社会的管理者（即官员）就该未雨绸缪，事先预防；或在贫富拉开到不合理程度的端倪刚出现时，他们就该果断出手遏止；或在贫富差距严重（我国现在体现贫富差距的基尼指数为0.46，这0.46还不包括当今社会流行的灰色收入，比所有的西方国家要高，在亚洲排老二，可见用严重一词不过分）时竭尽全力遏止。正因为这些该做的都没做好（不是说没做，只是说没做好），只好用年关慰问一下的非常规方式来解解最底层群众的燃眉之急，不该算是来施恩的，只该算作为管理者向贫困者道歉的：都是因为咱没做好，让你们受穷了，来年做好，不再来慰问。可不想，却变成了以贫困者感恩的主题了：只见被慰问者两眼不用抹，泪水就夺眶而出，接钱的手哆嗦着，激动得话也说不出来了（还得被那可恶的“文人学者”讥笑为“人穷志短”，真是可耻，倒不如劝人饿死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