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三个姐姐。大姐当年是县评剧团的主角，以事业为重，结婚较晚。而二姐早早就辍学了，以本地风俗，女孩十八九就该提媒了，所以二姐结婚比大姐早。在三个姐夫中，我最先认识的是我的二姐夫。
二姐夫跟二姐没结婚时，总上我家来。他在大榆树堡棉花采购站工作。当年我家西屋是两间房，正中间有根柱子。二姐夫来时，母亲常在柱子边的炕沿上给他铺个小褥子。他半个屁股坐在小褥子上，时不时用手抚摸炕席花，有时站起来，照照镜子中的自己，把本来并不乱的头发用手悄悄抿一下，或是弹一弹裤子上的并不存在的灰尘。这些小动作并没能掩盖住他的内心，他是免得像刀锋一样直的裤线因久坐而出现褶子。他静静地躲藏柱子在后面，偶尔从柱子后面侧过脸来。父母问什么，他就答什么，一句不多说，说也是赞同。开始时他装作不吸烟，后来一次家中来客人，他给别人敬烟时，自己也吸了一棵才露馅儿。母亲给他捧来玉米花吃，他只选择不太大的玉米花，大的给我。他一粒粒地剥皮，然后细嚼慢咽。如果他咳嗽，也是有意压低嗓音，并扭过头去，用手捂着自己的嘴。每次吃饭时候，他都装假，吃得很少，而且只夹离自己最近的菜。他手很巧，看到我家点蜡烛用的是倒扣的旧搪瓷缸底，就动手用四根铁丝制作了一个蜡台。下面三条腿，中间盘成一个立柱，最上面又有三个小爪，中心有一根短铁丝用来插蜡烛。停电的或不点煤油灯的时候，这个蜡台就成了我家光明的使者。我家养奶牛时，二姐夫帮我们轧玉米秸，或从农村拉来粉碎好的玉米秸给我们送来。
大姐夫是县评剧团著名的小生演员。我喜欢看过他演戏。他和大姐没结婚时到我家来，脸色白白的，天然的白，像梨花一样的白，可能是我家人皮肤颜色都偏重，他在我家人群中这么一站，感觉我们来自不同的大洲。他自我表现意识非常强，没有显得局促不安，反而是四处找活干，下农田也跟去，不过要手中不忘提的是他的录音机。他把录音机带到花生地里，让音乐在田野里飞扬。他会说话儿，长嘴就会说，竟是词儿，不用翻书本，看见我姥在我家，就行个礼，然后问“大姥好！”结果让我们全家人都耻笑了，他立即改称为“姥”，又跟姥姥唠起大灰狼一类的山野趣闻。姥姥自然很开心。停电了，没事做，他还给我讲故事。其中有个叫《火龙衣》的故事，他讲得有声有色，把我是吸引住了。大姐夫能说会唱，英俊潇洒，现在熟人家有办红白喜事的，常请他去当主持人。我在一中读书时，晚上放学，大姐夫常常骑着自行车在校门口接我上他家吃去。我的儿子出生于县妇幼保健院出生，离我家住的地方老县政府东胡同比较近，在我爱人出院时，大姐扶着我的爱人坐在神牛车（人力三轮车）里，大姐夫就走着把我的儿子抱回了家，一层层的厚被子，重量一点也不轻啊。
三姐夫是个军官。我父亲去世时，他哭得最伤心，他从部队赶回来时，进院就开哭。我本来已经不哭了，可是看到他那悲天怆地嚎，我再也受不了。只剩一个孤单的老母亲了，三姐夫毅然将我的母亲接到他家。十年如一日地照顾。无论从经济上的支持，还是精神上的关怀，他和三姐姐伺候我的母亲比我们做儿子的还要够格。我真是自愧不如。如果母亲想要回我这来他就开车给送来。母亲想吃什么他就给做。母亲想上哪游玩他就提前预订车票，做好前期的各项准备。母亲患病期间，他四处找医生，跑前跑后，精心陪护。他对老人有耐心，而且时时把冷暖牵挂在心头，母亲什么时该量血糖了，什么时该量血压了，他比我三姐想得还要及时。三姐夫在我三个姐夫中职位最高，为人特别正直，心地善良，没有什么心眼。母亲在三姐家呆的时间是最长的，母亲也是最开心的，母亲晚年之所以这么幸福，离不开我三姐夫的功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