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契可夫的幽默

谈契可夫的幽默

今天之前,我对契可夫的印象是比较模糊的。上学的那段等待着游戏,等待着下课的日子,不爱上进的我,常常把名字中含有某某夫,某某基,或者某某斯基的男作家,归类为俄国作家,契可夫就是这样不幸被我认识的。他的名篇《变色龙》与《套中人》,我曾经在语文教材上见过,说心里话,这些文章除了不知道是谁写的之外,再就是文章具体写了什么我也不甚清楚。
记得刚学《变色龙》时,老师说变色龙就是蜥蜴(其实变色龙名避役,它的皮肤会随着背景、温度的的变化和心情而改变),而蜥蜴是我比较厌恶的一种动物,因我常常见它们攀于墙壁无所事事,再就是我看到文章的主人公奇怪的姓名,他们的名字或者一里多长,或者有京九铁路那么长,于是对于超过中国传统人名,即大于或等于四个字的姓名,我一向比较反感,再加上老师照本宣科的名词解释,段落大意,中心思想,我便愈发不想看文章了。及至后来,我在教科书中看到《套中人》,我对外国作品的坏印象还是没有改观。
我承认,这两篇课文我曾经学过,但我肯定是老师教我什么东西,我就还给他什么东西,即老师的话刚从我的左耳朵进,旋即此话就从我的右耳朵出去了,这便真正依了“有借有还,再借不难”的古训了。近日,心烦意乱,人又闲得无聊,忽而又想看一下该君的两篇名篇来。看过之后,除了大呼过瘾之外,我甚而想谈谈再看上述篇章的感想来。
契可夫的文章读起来令人惬意,这里我姑且不谈他的文章写了什么揭露了什么,因为我从来不关心文学评论家,语文老师所关心的文章技术层面的问题,我只想从非文学方面谈谈契可夫的幽默。我接触契可夫的幽默,时间并不长,只有半天,但我被他的文章却深深打动。读契可夫的文章,犹如三月不知肉香味的人吃到一碗红烧肉,犹如长期抽普通香烟的人抽到一根中华牌香烟,犹如长期喝酒坊散白酒的人喝到一口茅台酒。
契可夫的文笔非常犀利,契可夫的幽默非常隽永。
在《变色龙》中,开篇三句先声夺人。警官穿着新大衣,腆着将军肚,手拿公文包(当时可能无手铐、警棍、手枪、警犬);警察端着刚没收的醋栗;店铺、酒店无精打采的门,像一张张饥饿的嘴巴,而它们的四周一个叫花子也没有。后面的情节更是让人笑不可言。一条仅有三腿的逃命狗,被一个衣着花衣坎肩,趴在地上的人,抓住了后腿。警官挤进去问赫留金竖起手指头干吗(中国人该说竖起中指骂谁呢),随后说此事一定要管一下,而且此狗应打死为佳;当人群说狗是将军家的,警官吓出一身冷汗,随即脱下大衣,两股战战,嘴巴哆嗦着说,简直不可思议,狗是那么矮,人是那么高,狗怎么可能会咬着人的手指,除非手指是钉子扎破使然;当身边的警察说这可能不是将军家的狗,警官说将军家的狗多是名贵狗,不可能是这样的下贱狗,除非眼睛长到屁股上的人才会如此认为;当身边的警察说这也不能排除是将军家的狗的可能性时,警官说狗是娇嫩的动物,当然也不排除此狗是名贵狗的可能性,他还要派人将它送回将军家;将军的厨师过来后,警官在得知此狗不是将军家的,他说这是条野狗,弄死它算了;但当此厨师说出小品大王范伟厨师的话来——这条狗不是将军家的,但它是将军哥哥家的,警官听完此话后说,这还了得,老人家的哥哥来了,这条狗确实机灵,它不但会咬人,而且还能咬到人的手指,真是太有才了,我差点被别人忽悠了。文章结尾更是意蕴无穷:狗安然无恙地离开了木柴场后,警官对赫留金说句“我早晚要收拾你”,便离开了。
《变色龙》是契可夫25岁时作品,《套中人》则是契可夫38岁时的作品。前者的行文脉络还较易理解,后者的行文脉络则较为复杂,里面的幽默与讽刺也比较深刻,所以我仅打算从套中人别林科夫的角度谈下契可夫的幽默。
别林科夫是希腊语教员,相当于中国现在讲庄子,讲四书五经,讲八股文或者蒙学入门的这一拔吃饱了饭捂着肚子疼的老师,他们掌握的古董知识,如同装在套子里一般,几乎很难更新。出门时,他以不变应万变,不管春夏秋冬,不管风霜雪雨,他只要三大件:套鞋,雨伞,棉大衣;而且随身携带物品一概装入套子里:伞,怀表,小折刀削铅笔分别装在大小不一颜色不一的套子里;他的脸也装在套子里,他的衣领竖着,戴墨镜,穿绒衣,耳朵塞棉花,坐车支车篷。而且,他的卧室像箱子,床上挂帐子,睡觉蒙被子,即便这样,睡觉时,睡衣,睡帽,睡袋一个不能少。他还竭力把他的思想藏进套子里:他对各种官方文告,政府禁令,封建传统了如指掌。譬如只许州官点火,不准百姓点灯,那他就决不点灯;譬如男女授受不亲,他决不对一个陌生貌美女子想入非非;譬如过河,他绝对双脚为蹦,单脚为跳,严格按照教科书上指定的标准动作去做,而且社会舆论要求向左走,他决不向右走。在恋爱问题上,一个五品文官的千金小姐,体貌均佳,人家死心塌地想嫁给他,他却以爱情是婚姻的坟墓而推托。最后在别人的“哈哈哈”声中,别林科夫孤独地与阎罗王激情相拥。“他躺在棺木里,面容温和,愉快,甚至有几分喜色,仿佛很高兴他终于被装进套子,从此再也不必出来了。是的,他实现了他的理想!连老天爷也表示对他的敬意。”
《套中人》文章犀利与幽默的地方太多,几乎不能详举。譬如:如果教员骑自行车,那么学生们该做什么呢?恐怕他们只好用头走路了;我发现,小俄罗斯女人不是哭就是笑,介于二者之间的情绪是没有的。
总之,契可夫的文章在让我们深刻理解他的写作初衷,以及他生活的社会现实外,我们再关注的莫过于是他的幽默了。
很有可能,我们从翻译的文章很难体会作者原汁原味的幽默天分,但倘若此文由鲁迅改写,或者由80后的韩寒这帮人改写,文章就会越发引人注目了;或者将本文改成小品,由赵本山、范伟和宋丹丹来演绎,保准让人笑得前俯后仰。
由此,我们谈契可夫的幽默,我们会谈到诺贝尔文学奖,我们会谈到中国的《红楼梦》。其实,《红楼梦》确实是一部传世之作,如果此书由歌德,由艾伦,由泰戈尔翻译,那还基本能保持书本的部分精髓。要知道,中国一千年才出一个曹雪芹,所以能够翻译《红楼梦》的翻译家,世界恐怕还要再等五千年。如果说契可夫幽默了中国,那么曹雪芹就是幽默了世界。
我们可以谈论契可夫的幽默,但我们更应该理解中国人自己的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