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特喜欢收藏古币，最多时藏有百十斤。后来，随着兴趣的转移，它们陆续都离开了我，或送了朋友，或换成今币。惟独有两枚“会昌开元”，一枚背“昌”，一枚背“京”，我一直舍不得丢弃，把玩了近十年。实际上，并不是因为这两枚“开元通宝”有多大价值，或者有多漂亮，或者像民间传说有什么神灵，纯粹是因为它所蕴含的那段历史太过沉重，一直让我不能释怀。
再回头看看那段历史。
会昌元年，迹象。庆阳节，唐武宗请和尚、道士讲法，赐给道士法衣，大和尚靠边站。
会昌二年，谋财。唐武宗下令没收和尚家的（也就是寺院里的）财产。
会昌三年，害命。唐武宗下“杀沙门令”，京兆府在长安城中活活打杀三百余和尚，其余和尚都成为惊弓之鸟。
会昌四年，挖根。唐武宗敕令尽拆寺院、佛堂，捣毁佛像、法器，勒令僧尼还俗。
会昌五年，巩固。唐武宗勒令全国东西二都留寺两所，每寺留和尚三十人，节度使治所留寺一所，留和尚五人－三十人外，其它寺庙全部拆毁，僧尼全部还俗。
唐武宗为帝六年内，对佛教发难的敕令一个接一个签署发布，灭佛运动如同暴风骤雨，灾难一个接一个降临到佛教徒的头上。武宗对佛教的绞杀，比其他任何一次灭佛运动都来得更剧烈、更残忍。会昌（841年——846年）这个让善男信女们胆战心惊的日子里，大和尚们用颤抖的手记录下了这个让他们永世不忘的劫难—“会昌法难”！
佛祖在这场法难中最大程度的显示了他的“大慈大悲”，而没有看到他的“降魔伏妖”。也许佛对唐武宗施加了“因果大法”，要不，唐武宗为啥至今都没有能够超生呢？
曾几时，为了稳固统治，佛教被大唐的统治者奉为国教，从皇室到民众莫不至诚信奉。到处建造寺院，到处招收僧尼，寺院和僧尼们还拥有极大的特权。另外，各地都争先恐后的举办各种奢华的佛教活动，仅皇帝亲自参与的大型迎取“舍利”活动，就有六次，每次都极尽奢华。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经书尚未被和尚们完全翻译，教义尚未被信士们完全领会，便由于主子的需要，一步步登上了云端。土生土长的儒教和道教被外来移教排挤得无处立足。尽管儒生和道士们对释迦牟尼的徒子徒孙们恨得牙痒痒，但他们看到声名显赫的韩愈仅仅一纸奏折，就立即被主子们贬到八千里外的蛮荒之地，他们也只能耐着性子等待时机。
世间万物总是在遵循一个死理，“物极”后面一定紧跟着“必反”。终于，机会来了。唐后期，几经叛乱折腾的大唐愈来愈血虚气短了，统治者已经在将罪过胡乱归结。最要命的是主子的兴趣已经被道士们转移，他们将很快就像我的那些古币被我抛弃的那样要被主子抛弃了。而先知先觉的佛竟然没有觉察到危机，还在一味的扩大招僧规模，还在到处圈地建庙、占山夺林。
放上去了！终归还是放上去了！压倒骆驼的那根稻草终于放到骆驼背上去了！只是一句谗言，就那么轻的一根稻草，佛教这个大骆驼轰然倒地，所有的附着物连同本体都被摔碎、压碎、挤碎。
“阿弥陀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救苦救难的佛无奈地念叨着佛语走向了西天极乐！
佛终归是佛，虽然法体都没有能完全保全，骨灰还是保存了下来，那就是佛像被烧毁铸成的“会昌开元”。佛借李绅等灭佛急先锋之手铸就了背有“京、广、润、福”等二十三字的灭佛罪证。
想想那个如火如荼的季节，无助的佛所能做的也许只能留下这些罪证了，让这些罪证引导后人去谴责那些对佛不敬的家伙吧！
那个让大和尚心惊胆战的年代，铸钱的多少成为灭佛成果的展示，成为官员们执行朝廷灭佛政令的考核标准。这就形成了“会昌开元”的发行时间短、发行量大、发行地全的三大特点。而且，除极个别外，大多数都没有太大的收藏价值。以物以稀为贵来衡量，就知道短短五六年时间铸造了多少“会昌开元”，多得竟然连蕴含这么重大历史事件的古币都失去了收藏价值。
“会昌开元”背文多达二十三种，这些文字基本都是钱币的发行地。由这些地名可以看到，那场运动连人烟稀少的边远地区也未能幸免。由这些地名还可以看到属于南方州府铸造的有十三个，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剩下的十余种，属于北方铸造的也仅有七种。佛学在全国的发展和全国灭佛的成果全在这些地域和数字里了。
安史之乱使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饱受“安史之乱”摧残的佛念叨着“南无阿弥陀佛”，都纷纷跑到繁华安乐的南方安家落户了。
是啊！人都知道往高住走，更何况先知先觉的佛呢？
悲哉！背井离乡的佛躲得了初一的“安史之乱”，还是没有能够躲得了十五的“会昌法难”！
阿弥陀佛！自身都难保了！万能的佛也就只能留下这么多供我们去凭吊那段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