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台子西边出口往西至水上公园之间，除了第一家是酱盐店外，一字儿排开的是三家“茶炉子”——两家姓魏的，一家姓花的。据说解放前就有了，建筑很特别，前一排都是敞棚的茶馆，后面都是住人的房子。墙是砖木结构，屋顶都是小青瓦。
整天的烟熏火燎，让那茶炉子房内房外，房上房下，都是黑漆漆一片，甚至于穿着黑衣的烧茶炉人，脸手也都是煤炭一样的黑。连他们家家房梁上飞进飞去的小燕子，原应是白白的肚皮，也都是灰灰的了。其中姓花的一家小孩子，干脆小名就叫黑孩，大的叫大黑，小的叫小黑。
茶炉子都建在临街的大窗口下面，泥砖筑成的平台上，有五六个炉口，上面坐着丝丝冒着热气的大铁茶壶。烧茶炉的人高高端坐一侧，拉着一个巨大的风箱，火苗窜出老高，舔着壶嘴。这炉子是我小时研究的神奇现象之一：为什么我们家的炉子不能烧得这么旺？
不大的茶馆内摆着几个趴地的小方桌，从没见过想象中的南方茶馆里悠闲品茗的茶客。它的客户基本有两类，一是附近的居民，家里来不及烧开水了，就来一分钱打上一壶。一是门口经过的拉板车的，在这儿或喝茶解渴，或者喝茶吃饭。
应该说茶炉子开在那儿，生意很兴隆的原因，是因为地利。茶炉子门口的大马路向西不远，就是铁道的搬道口，那是一个高高的陡坡，若拉了重物，没有一两个人助推，一个人是无论如何也拉不上岗的。所以，拉重货的人，上岗前，都要先在茶馆里歇歇脚，养足了力气，再去爬岗子。还有就是铁路上的装卸工，铁道上来了货车，就在那附近停下来，木头煤炭，要一点点卸下来，常常一干就是半天。中途自然要添些茶水，干完活了，还要用开水泡煎饼大吃一顿，茶炉子就是他们最好的休息吃饭的地方了。
也因此，那儿总是聚集了很多人，一天到晚，热热闹闹，侃着大山，议论着小城里的大事小事。我们有事没事，也会去湊热闹，闲得极无聊时，就帮大人拉风箱，或者到铁道边拣煤块给他们。好处是他们会在老妈老爸面前狠夸我们，或者打开水时，省下一分两分的，买零食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这几家茶炉子的后院，都临着大鱼塘子，那儿水特肥，曹鱼和老鳖特别多，我们可以到他们后院的墙根下挖肥大鲜红的蚯蚓钓个不亦乐乎。
三家茶炉子到了文革时才衰败下去，那时家家煤炭供应充足，无需花钱打水喝，铁路的搬道口也修了立交桥，拉板车的不用爬高岗，也就没必要在茶馆里歇脚了。
这时老菜市里姓聂的一家开的茶炉子却红火起来，随着自由市场的不断开放，她家的茶水竟然供不应求。设备也先进了，是立式的白铁皮焊制的大茶炉，用鼓风机催火，上端还有个汽笛，水开了时，拉警报式的尖叫起来，我们在家里，都能听到那茶炉子响呢！
文革时期，还有一家茶炉子特别有名，就是位于交通局北侧、丁字路口拐角处的老庄家。应该说老庄家的茶炉子，很现代也很专业，立式的大白铁茶炉有好几个，几条街上的机关商店都由他家供水喝，又因为文革闹派性时，他家的茶水专供某一派免费喝，所以女主人又得名“阿庆嫂”，是当时运河街上少有的几个市井名人呢！我则叫她庄大姨，也在我们那一片居住，她的最有名的故事，就是生了八个儿子，最后，非生了一个女儿，才善罢干休。想想光是烧茶炉子，就养活九个孩子，而且最为奇特的是，个个都是小胖子，外号也都是“庄大胖”、“庄二胖”之类，就更不能不啧啧称奇。用街坊邻里的话说，老庄就是有本事，喝白开水也能长肉。
我们小时候也卖过茶。因为卖茶是成本可以忽略不计，而又是人人可为的生意。放暑假了，家里烧上几壶茶，在铁小门口的大路边的大梧桐树下，搬着个小方桌和几个小凳子，一天也能挣个块儿八角的。若是在戏园子门口，等到散场时，喝茶的人会更多。不过结局似乎也挺悲剧——因为生意很好，就把家里的小口大肚儿的瓷缸拿去装水，结果不小心打破，一夏天挣的钱，不够买缸儿的本了。
2007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