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我非常出乎意料地没有考上高县中学的初中。我只好去民办的高县城关农业中学校就读1968级。这个学校过去叫高县西山农业中学校，因为校址就在西山寺的庙宇里。由于高县西山农业中学可以简称“西农”，故同学们经常自嘲是“西农”的学生，“西农”即西南农业大学。由于校址在西山寺里，同学们也经常自嘲是西山寺的僧人和尚。第一期还能按照普通初中的课程上课。第二期则有了很大的变化。当时为了贯彻刘少奇同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学校打破了年级的界线，把1966级、1967级、1968级混和编班，分别举办了商业专业班、蚕桑专业班，后来又有了卫生专业班。这些专业班分别是和高县商业局、筠连丝厂、高县卫生局签定了安置合同的。以今天的眼光看，大约相当于现在的职业学校把学生定向培训后直接送到用人单位或企业就业。我被分到蚕桑班学习。课程的设置也改变为学习与种桑养蚕、蚕茧烘烤有关的课程。当时似乎只养一季蚕，当蚕茧收购时，同学们就派到各县蚕茧收购站实习。我也派到筠连蚕茧收购站实习了两个月。因为蚕茧站是筠连丝厂的下属，我们也就经常到筠连丝厂参观，认识了不少丝厂的领导和工人师傅。据在宜宾县高店实习过的同学说他们还有幸受到过当时地区行署有关领导的专门接见。学校后来还招收了1969级蚕桑专业班，史称蚕二班。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一切。停课闹革命；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张贴批判教师封、资、修的大字报；徒步大串连（一般情况是先走一段路，然后再乘汽车或者火车）；复课闹革命；参与两派的明争暗斗……那个特殊年代全国青年学生们参加过的各种活动，大致上我们都参加过，直到1969年12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这时候，不管你是革命派还是保皇派，通通都必须必须“上山下乡”。由此，学生们又有了一个新的称谓——“知青”，有时候还得加上儿化韵，叫“知青儿”，以示轻蔑。也有滑脱“上山下乡”命运的。1969年有少数几个同学未到入伍年龄被征兵部队带走。更有同校的商业班几十人提前分配安置。
为什么与商业班同样性质的蚕桑班学生就该“上山下乡”而不是由筠连丝厂按照合同分配安置呢？学生和家长们都不服气。我们带上有关材料去找县知青办。时任县知青办主任的应华章同志认真研究我们带去的材料后，明确表态：蚕桑班不属于上山下乡对象，应该由筠连丝厂按照合同分配安置。真是从内心感谢应华章同志！在那个宪法被践踏，国家主席也不能自保的年代，应华章同志竟然还能坚持按照法律办事，坚持正义，不怕“犯错误”，不明哲保身，真是一身正气。带着县知青办的意见，我们到了筠连丝厂。筠连丝厂领导非常重视，他们也认为应该履行合同，但是须有招工指标。于是丝厂派出袁副厂长和学生代表一起到主管局宜宾轻化局汇报。我作为学生代表之一参加了在宜宾轻化局举行的汇报会。一位姓毕的负责人听取了汇报，表示尽快向上级请示后答复，并让我们回去等候。“文革”期间，社会形势瞬息万变。不久，造反派掌权了。我们到筠连丝厂反映情况，造反派的革委会陈主任回答得非常干脆：没有指标，解决不了。我们倒是趁机去看望了关在“牛棚”里的原筠连丝厂党委李迎喜书记。
后来的几年，蚕桑班学生们的状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的同学由于父母单位的压力不得不下乡了；有的同学由于父母退休顶替工作了。没有下乡的女同学大多都嫁人了，有的还当上了小母亲。没有下乡的男同学多数是当学徒，从事泥、木、石、漆工作（当时羞于说“工作”或“上班”，只能说“干活路”。因为“工作”或“上班”是指正式工作，不包括“零八天”）。我看过一些研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文章和描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生活的文艺作品，但是都没有涉及到当时没有去上山下乡的青年学生。我想，这部分没有去上山下乡的青年学生从全国来说人数大概不会很少吧。这种遗漏不能不说是一种严重的缺失。从研究的角度看，研究对象还有死角必然会影响研究的科学性（或者叫作不全面不严谨）；从创作的角度看，文艺作品还没有反映出全部的生活，也许这块没有开垦的处女地里还真有宝藏呢。与此同时，我们并没有放弃反映诉求，一旦社会形势有利，我们就会去“上访”。万仁兄是我们的“头儿”，平清兄和我，以及女同学克强、烈珍等几乎就是“上访”专业户。何叔叔、苏嬢嬢、傅嬢嬢等家长也经常和我们一起“上访”。全班同学就是坚强后盾。这期间，老干部逐渐恢复了工作，社会形势逐渐趋于稳定。宜宾地委办公室的同志接待过我们，并告诉我们蚕桑班安置问题是他们提交给地委领导的第一议题；宜宾地委工交部鲍春志部长接见过我们；宜宾地委刘永久书记接见过我们。连高县计划委员会也书面报告宜宾地委要求解决蚕桑班安置问题。虽经努力但是仍然未能如愿以偿。一天傍晚，高县县委杨宗煌书记在政府招待所接见了我们，并让我去通知高县城关镇党委周书记参加。杨宗煌书记作了三点指示：一、蚕桑班安置问题尚未解决。二、没有下乡的可以干零工。由城关镇劳动介绍所出具介绍信，并出具证明到粮站加粮食。三、随着今后县里经济的发展，县委一定会解决蚕桑班同学们的安置问题。对我来说，真是天大的好消息。我没有下乡，但学会了泥工手艺。无论是打灶头还是修房造屋，都颇有心得，但是由于身分是“知青儿”，只能偷偷摸摸在工地上干活。如果“甲方”（施工单位）发现我的真实身分就只有滚蛋。更谈不上追加粮食了（当时粮食是实行统购统销，居民的粮食供应是每月25斤，而泥工是32斤）。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干泥工了。另一方面杨宗煌书记的指示也让我们看到了解决蚕桑班问题的光明前景。
粉碎“四人帮”后，高县县委决定组建地方国营高县磷钾肥厂。分管工业的县委副书记黄克翔同志把高县磷钾肥厂的主要领导叫到身旁，反复嘱咐一定要解决蚕桑班学生进厂。磷钾肥厂的领导认真执行了县委的决定，大多数蚕桑班学生进了磷钾肥厂。特别是已经下了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与招工招干无缘的同学，他们坚守在农村，一干就是七八年，直到这次解决蚕桑班问题，他们才得以跳出“农”门。我也是这次进厂的。恢复高考后，旭东同学考上大专走了，我也考上中师离开了磷钾肥厂。后来高县组建蚕丝公司，厂里的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