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想写写有关平民的文章，但终因有几个问题没有想好不敢落笔。现在好了，2006年4月19日我的小说《垃圾场》完成，终于有时间扯一扯平民这个蛋了。早在2002年我从深圳回到凌源，和平民诗社的燮克、洛风商量把诗社内部的诗歌刊物改为《平民》诗刊的时候，对平民并没有深入的思考和梳理，多半是出于平民这个词在当代意识形态领域的天然的亲和力和我们自身的民间性质及身份确认而取了这个名称，这很符合上世纪90年代以降，整个文学创作的民间化倾向。“知识分子”都平民化了，作为名副其实的平民责无旁贷，扯起平民诗歌的大旗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
懵懂的狂欢过后，无尽的虚空将我淹没，非职业诗人的平民生活的一天是多么混沌和虚妄的一天。非权力形态也非知识精英的“平民文化”有多少是真正出自平民的意愿呢？天底下最无聊的事儿莫过于自我满足的想象，尤其是平民这个概念在当代中国是个极为含混不清的概念，还因为曾在毛泽东时代得到过前所未有的高贵和褒扬，所以，在一般民众眼里，和它扯上边的无不四平八稳道德高远。
很久以来，我不理解尼采为什么要以贵族自居，现在有些明白了，他不愿与平民为伍是因为他看清了平民在文化生态中的从属地位。拿平民说事儿，是具有实践目的的人出于成功的要求，在政治文化领域策略性的迂回谋略。这是个亘古不变的阴谋，凡是社会危机到了不可调和的紧要关头，平民就成了那些权力者举在头顶的法宝。看似实现公平，实则是自动放弃个人自由、正义和真理，因为这些都不是从实践中得来的有关人的至高无尚的价值。平民只是个幌子，谁真正的倾听了他们的声音：那个掩埋在矿井深处的兄弟不会钻出地面说话；那个撒泼打滚的无赖不会说话；那个受到乡里恶霸的欺压上告无门的农民不会说话；那个在市井中吃喝嫖赌的流氓不会说话；那个下岗职工生活无着不会说话；那个供不起孩子上学的父母不会说话，话都给穿着马甲的所谓民间的代言人给说了。他们看着官方的吃着民间的把自己打扮成平民英雄，策略性的改变叙事立场，迎合民众情绪，最终无不落入娱乐文化的肤浅表演。
平民，黑暗的承担者。广大中不着边际，平庸中略带无奈，黯淡中有些孤寂，沉重中夹杂几分愚昧，更多的是贫穷中看不到希望。在中国始终没有形成和贵族相对的利益团体，和古希腊罗马的平民阶层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只能在宗法统治的制度框架内依附在贵族的身上成为贵族间权力斗争的工具。所谓农民起义也只不过是死而后生的以暴易暴，进入无限循环的历史怪圈。我不想纠缠于历史，既然我们生下来就是黄种人，没有必要厚此薄彼，更没有必要向白种人看齐，我想说的是：西方可以出现卢梭式的平民知识份子，在中国出现“韦小宝”式的平民英雄就不足为怪了。所以，国家的事儿由国家管着，我们操什么心啊，实际上也操不了心。平民的地位是命定的，先天营养不良，即使走上求取功名的路，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是在家国天下的圈子里打转，看不到对平民自身权利的尊重，平民能做的也只能是“韦小宝”式的一曲世俗的玩闹，除此都是无尽的磨难。
觉醒的知识精英们，凭着自身的文化资源提前预演的所有的“个性解放”的戏剧，无不因国家整体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环境不具备个人脱离国家意识形态控制的物质条件而宣告失败。下面没有观众，如入“无物之阵”，最终心甘情愿的把自我意识消融在国家的观念里或消融在封建家族的观念里。它和平民的生活方式没有多大联系，充其量也就是某某时期的启蒙运动而已。
改革了，开放了，平民的生活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值得中国人骄傲的历史功绩。然而，各种利益集团在对国家财富和资源的再分配的过程中，缺少或者根本没有对既得利益者的监管和约束，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以牺牲普通民众的利益为代价，大行腐败之风，鲸吞国家财产和民众的血汗。＊＊＊为自身考虑，政治改革相对滞后，工人没有相对应的工会，农民没有相对应的农会，（国家体制下的工会组织，从他建立的那天起，就因为利益的一致，目标的一致，失去了它应有的作用。）权力失衡，平民的利益无法保障，更不用说脱离组织关系的下岗职工和进城务工的缺地无地的农民了。他们是体制内外没有享受到改革成果的弱者。弱者更弱，贫者更贫，没有充分体现平民意识的自然法则将毫不留情的把他们推上残酷的市场竞争中。
按理说，资本主义的劳动关系，减少了对国家的依赖。雇主和雇员的金钱关系，为平民提供了讨价还价自由选择的空间，应该找回自身价值，做自己的主人了。事情果真如此吗？个性自由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当代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有一个必然的联系吗？平民精神体现在哪里？这是一个社会学问题，我还没有那么高深的理论，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我清醒地认识到，在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生成之后，中国的所谓平民不但失去了往日的“国家”保护，而且受到了更加残酷的“资本”的压榨。陕西“黑砖窑”事件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尽管这个事件有些极端，但普遍存在的是，平民在“资本”面前彻底的臣服了，因为他们除了一身的力气已经一无所有，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否则就要饿死，变成了“哑巴”工具。这不是危言耸听，马克思痛斥的资本主义原始资本积累阶段的种种罪恶，在中国逐一成为了现实，而现在的资本主义早已不是二百年前的资本主义，更何况共产主义运动到今天已是明日黄花，我们的经验来源难道落后二百年不成？
我曾经在深圳打工，管理过车间，招过工。面对日薪９元的工资，你不来有人来，而且，源源不断。那些缺地、无地的农民，那些新成长起来的“待业”青年和被迫下岗的工人，在生存的压力下，给口饭吃就满足了，有多少真正的签订过劳动合同？有多少享受过养老保险？别说医疗保险和人身保险了。他们超负荷的劳动强度，无休止的加班加点，劳动法赋予劳动者的权利很少能在中小私营企业中体现出来。难怪二十几年来中国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一直是港、澳、台和国外投资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这也成了某些地方官员为吸引外资而引以为豪的理由之一。现在，经济特区逐渐向内地拓展，大财团，大资本逐步在垄断内地的市场，使得这几年中国出现了和改革开放之初相反的社会现象。改革开放之初，但凡有点能耐的都纷纷下海经商，以至“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