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清是因《三国演义》中的吕伯奢而想起呼格吉勒图，还是因呼格吉勒图而想起了吕伯奢的，只是觉得这两个人的命运遭遇很是相似。
吕伯奢把曹操当做亲侄儿待。不因曹操是犯事的人，也不惧“窝藏者同罪”的后果，留曹操“下榻草舍”，又准备杀猪买酒招待。不想曹操却不分青红皂白，把人家全家都杀了。呼格吉勒图本是出于好心，发现案情及时去向警察报案。不想竟被指认为犯罪嫌疑人，进而在证据不足、程序不全的情况下，就以犯流氓罪、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且在案发仅62天后就执行枪决。两人可谓都是以好心换来了恶报的。
要说曹操杀吕伯奢家人是出于误解，可在途中遇到吕伯奢，就不该“复回”再杀了人家。要说当时呼和浩特中院和内蒙古高院火速结案，是出于“二次严打”时的“从严、从重、从快”的政治要求，可在时隔九年后，当元凶赵志红主动站出，承认“四九女尸案”是他所为时；又当内蒙古自治区政法委组成的案件复核组对案件复核确认是冤案时，呼市检察院就不该不对赵志红提起公诉，而呼市中院在审理赵志红时就不该撇开“四九女尸案”。这与曹操的知错又错、一错再错不是很相似吗？呼市检察院和中院对“四九女尸案”的“不公诉、不审理”，难道不令人怀疑，你这是和曹操的杀吕伯奢，是怕他“率众来追”的心理相同吗？
当赵志红因“不公诉、不审理”而向检察院写下《偿命申请书》：“现特向贵院申请派专人重新落实，彻查此案！还死者以公道！还冤者以清白！还法律以公正！还世人以明白！”时，相关部门仍置之不理；又当律师要求当事部门出示当时定案时“非常重要”的三大物证和“更加重要”的当年警方提取的受害者体内凶手所留下的精斑样本时，内蒙古高院却以口头告知，“已全部灭失”。这难道不与曹操在面对陈宫的“知而故杀，大不义也”的指责时说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的直白有些相似吗？
曹操是在逃躲董卓追杀的途中惶遽不安，以致怀疑一切，滥杀无辜。而当时办理“呼格案”的相关部门和有关人员，至多也就落个“没严格按照要求完成任务”的批评，或暂时影响到升迁和嘉奖而已。人命关天，为了不挨批评，为了嘉奖和升迁，就那么急促、草率的结案，如此的拿人命当儿戏，又比曹操的行径逊色多少呢？
所不同的是，当年的陈宫以“杀之不义”为由，没杀曹操，而是“弃而他往”，后来也没有谁来为吕伯奢及其家人鸣冤翻案。而呼格吉勒图，终于在世人高度关注和最高院的过问下，得到了平反昭雪。呼格吉勒图的父母也得到了应有的经济补偿，某些当事责任人也受到了相应的处理。这是让人欣慰的，也是让人看到法治曙光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