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父之死

教父之死

不渎小说2025-07-26 00:53:33
一老孙头死了。这年头,已经是进入老龄化的社会了,死个人很正常。报纸或电台上,说某某将军或者党/和国/家某某重要人物逝世了,那名字一听,也比较陌生,引不起轰动效应。现在是网络社会,信息量巨大,人们不出门


老孙头死了。
这年头,已经是进入老龄化的社会了,死个人很正常。报纸或电台上,说某某将军或者党/和国/家某某重要人物逝世了,那名字一听,也比较陌生,引不起轰动效应。
现在是网络社会,信息量巨大,人们不出门便可观天下事,反过来,天下事也像那铺天盖地的广告或者炸弹,把人们的神经搞得疲惫不堪,以致麻木或千疮百孔。泪隙,就像是沙漠里一条干涸的河道,再渗不出一滴珍贵的液体。社会多元化,也使大多数人丧失了一些共同的记忆,除非是大灾难,如非典或汶川大地震,才有可能挖掘到一些相同的记忆火花。人们就像是独自在沙漠的海市蜃楼里疯狂地寻找宝贝,做那赏金猎人,但那思想,却永远也无法尿到一壶,甚至,永远也尿不出来了。
老孙头死去的消息,大概最初也就三个人知道,邻居一个,街道大妈一个,民政干部一个,到我们哥四个知道消息是一个月后。总共知道这条信息的,估计不超过自然数九。
“民政部门敛的尸,都死了一个星期了。也不知道葬哪里了。这人,功过是非,不管怎么讲,也算县城历史上的一号人物。说没就没了,真是岁月无情啊。”
我们哥四个能聚在一起,喝茶聊天,臧否人物,主要是托早年文学梦的福。以前热闹的时候,小县城里总也得聚上好些文人墨客,所谓文学沙龙;如今还能坚持在网上写上个小诗小文的,也就剩这几个了。其中一个在县文联编一本没销路的季刊杂志,勉强算是个阵地,大家有个寄托。我们之所以能记住老孙头,是因为这个老孙头,就是这个古老县城最早出现的文学沙龙的创始人。我们戏称他为县城里的文学“教父”。
不过,老孙头并没有官方性质的文学职称,也没正儿八经的出过书,只是名声不小,素有“文学斗士”之称。但人就不怎么样了,听说当年在北京坐过牢,身体坏了,半边身子时瘫时好,性格暴躁。一辈子都没结婚。无儿无女,无亲无朋。当年在县城风光一时的时候,从者弟子如云,后来世风日转,人们都向钱途奔去,还能以他为师者,也不过二、三人。其中有一人得其衣钵,以诗名传于国内外,虽时运乖戾,仍独立前行,享誉海外。有此弟子,老孙头也算实至名归。
说起老孙头的当年风光,也是时也运也,最关键的还是他运气不好。76年北京闹天/安/门事件,他正好做为供销员在北京出差。住的又是大学附近的地下室便宜旅馆。被民兵抓起来的时候,他手里有一大把要去贴的诗词。倒不是他擅长写诗词,而是喜欢诗词以及书法。这些天被困在北京城,不但事情办不成,而且也回不去。到处都是三、五成群往广场/汇聚的人,广场上花圈无数,挽联无数,到处贴着诗词标语。他也往人堆里凑热闹,读着喜欢的,就抄下来,回到旅馆,晚上没事就写写书法。哪知道被民兵一搜一抓,这就变成了证据,俨然他这里就是诗词标语的加工场。
那时候的老孙头,才不过二十四、五岁,血气方刚的一个壮小伙,要抓他,他自然不服。别看别人都怕,怕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打入黑牢。但小孙却不怕。因为他根正苗红啊。小孙的爹是朝鲜战场回来的残疾军人,有军功,而且世代贫农。所以他对什么运动都不怕。什么也不怕的小孙,自然和那些同样根正苗红的民兵起了冲突,结果小孙被打了个半死。这让小孙对那群抓他的一个民兵小头头恨之入骨。
而同样的,在冲突过程中,那民兵小头头也把小孙恨得咬牙切齿。因为他也感觉吃了亏。于是,关起来之后夜审,使劲地折磨小孙。非要把搜到的诗词,都让小孙承认是他所写。小孙哪里认这个帐啊。那就吊起来打。打得血肉模糊。好在小孙毕竟年轻,身体结实,一夜就这么苦熬了下来。
快到天亮的时候,小孙找到一个机会挣脱出来,复仇之火燃烧,一脚就踢爆了那民兵小头头的裤裆子孙袋。扭打中,那家伙差点被小孙生生掐死。当小孙被打得昏死过去的时候,那家伙也已经恹恹一息。
出了这件事之后,那些民兵看见小孙还真怕了,把他半死不活地扔在牢里好几个月没管他。小孙在周围狱友的帮助下,总算活了回来。等那受伤的民兵小头头伤愈回来的时候,突然共内政治气候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监狱所有看押人员都换成了解放军。这些被关押的人,一个个被请出牢房,重新登记,很快一个个都被放了出去。这回扬眉吐气了。但小孙却没有被放出去。他也被重新登记了,而且还书面详细说明了那夜夜审发生的事情。最后,所有人都放了,就他,因为打伤了人被批准劳教三年。
这个时候也没人救他,帮他喊冤,法制也不健全。好在那民兵小头头并没真的断子绝孙,只不过动用了关系,非要让小孙吃点苦而已。就这样,小孙稀里糊涂地坐了三年牢。
这件事情,绝对地改变了老孙头一生的命运。在那里,老孙头不但第一次知道了新诗和旧诗的区别,而且还结识了一批学识丰富,敢想敢干的知识青年。也是在那里,老孙头开始写新诗,开始向文学靠拢,成了那个时代的文学青年。



小孙三年之后出了狱,人虽然瘦弱得只有皮包骨头了,但精气神却越发的旺盛。他也不回南方家乡,就开始在北京半工半读,做旁听生。说是旁听生,其实就是偷入大学偷听。那时,他半边身子瘫痪的毛病根子已经落下,但发作并不厉害,只是半边用不得力气,偶尔有些麻木,但知觉仍在。他知道自己已经做不了力气活,而且那时候他已经知道了只有知识才能改变自己,只有知识才能改变中国,所以他开始没日没夜的读书,并且写作。好在那个时候他在牢里前前后后结识的朋友,大多数都在北京,那些朋友对当年他与民兵小头头的斗争都视为是为他们而战,所以一见到他出来,都很热心地帮助他。知道他想读书,都想方设法给他联系大学里的朋友;知道他生活困难,都不遗余力地接济他,给他找工作。
那时候已经开始出现“朦胧诗”和“伤痕文学”,但都还处在边缘地位,到处被人排挤,于是,小孙的朋友圈里就有不少人组织文学社团,自印刊物。小孙就混在这些人里,帮他们刻字做油印。他的书法也不算太差,有时还做些美工的活,画画插图啥的。但最主要的,是小孙开始汲取他们这些人的诗歌与文学的素养,开始逐渐地进入真正写作的状态。他的新诗,也开始出现在油印刊物上,虽然还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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