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庄稼人
庄稼人,一年到头忙忙碌碌闲不住。饿肚子的时候,起鸡叫睡半夜没日没夜地干,为的是吃饱肚子;吃饱了肚子,还是起鸡叫睡半夜没日没夜地干,又为啥?母亲说:“为的就是种庄稼。要不,怎么叫庄稼人!”那时候,我家人
庄稼人,一年到头忙忙碌碌闲不住。饿肚子的时候,起鸡叫睡半夜没日没夜地干,为的是吃饱肚子;吃饱了肚子,还是起鸡叫睡半夜没日没夜地干,又为啥?母亲说:“为的就是种庄稼。要不,怎么叫庄稼人!”那时候,我家人多地少。父亲在外,当然分不到地;小弟是老三,超生的孩子,没有资格分到地;只有母亲、我和二弟我们仨人7墒半地。因为许多原因,我家分得的地,不是陡就是远,再就是老阳坡。要是老天爷肯恩赐,有雨又有水,那还行,打的粮食够我们母子将就一年;要是他老人家不赏脸,母亲春天撒下的种子,到秋后,满地都是香干子一样长的麦秆子,拔了连根子装也装不满三背篼,再不要说打麦子的多少了,——而我家所在的那个有名的陇中山区,恰好是一个十年九旱的地方——要靠这几墒薄土旱地养活一家人,还不能算是一件容易的事。眼看着我们兄弟仨的个子一天比一天高了,吃饭一天比一天多了,母亲心里很着急。我说:“妈,怕啥,还有我大(爸爸)的工资呢。”母亲看了我一眼,睁大了眼睛说:“你大的工资?一个月十几块钱,还有你爷爷奶奶一家子,够个啥?”末了,还说,“我们家里也得想想办法。不能只等你大。”
母亲想了不少办法:帮人缝衣服,挖药材,攒杏子。攒杏子来的最便捷,见效最快。所以,一到夏天,杏子熟的时候,母亲格外忙。一从田里回来,怎么,都先要到杏树下面转一转,树上长着的又圆又大的新鲜杏子,当然很好,不过,掉下来,或是别人打下来,看它干瘪难看,丢弃在一边的,也不嫌,只要有,一股脑儿捡起来,手里捏着,头巾里包着,有时候,把草帽从头上抹下来,也可以是一个好容器。实在不够用了,裤兜里,外套袋里,也全满满当当装上了,别乎乎的,看了让人好笑。院子里,厨房屋檐下,草窑洞顶上,还有那个长满杂草的土台子上,甚至大门外,黄锃锃的,杏皮杏核晒得到处都是。一个夏天结束了,这样日积月累攒下的,也可以装满好几个尿素袋子。然后,拣一个逢集,我们母子几个,肩挑背扛,拿到集上,少说也可以赚个几十块。可惜的是,这办法对补贴一家人的生活来说,效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最后,母亲把眼睛盯在了山头坡尾的荒滩荒地上。
平时农活忙的时候,母亲就赶三赶四地去干田里的活。只有下雨天,才有时间开荒挖地,搞“第二产业”。这个时候,村里一般妇女,听着外面叮咛当啷的滴檐水,清清静静心安理得地坐在自家的热炕上,想做针线的,拿过针线笸箩缝缝补补做针线;想串门子的,东家进去西家出来,聊聊天说说闲,不想做针线不想聊天的,枕头拿过来,钻进被窝,呼哧呼哧睡他个一天半日,也未为不可。而母亲,则戴了草帽,穿了雨衣,扛了那把磨得明晃晃的头上山了。直到夜色下来的时候,才拖着沉重的脚步,扛着头回家来。
每逢星期天,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三个都上山了。头,耙子,刨子,一应家当都拿上。母亲前边一镢头一镢头挖,我在后面,把母亲挖起来的牛头一样大的草土疙瘩,一刨子一刨子打碎,二弟又在我后面,用耙子在我打碎的土里,一耙子一耙子把柴草耙出来。连刚学会扛耙子的三弟,也要混在当中搅合搅合,跟在二弟后面,一会儿耙耙草,一会儿拾拾柴,一直跟着我们干到中午。就这样,我们母子几个,用镢头、刨子、耙子和一滴一滴的汗水,向荒山荒坡要口粮。几年时间下来,所有能开的荒滩荒坡都挖开了,也都洒籽播种了。而母亲开挖的、播种的,都是沙多土少、村里那些土宽地多人家,连看都不看一眼的陡坡荒地。有的实在太陡了,连骡子、驴、牛都爬不住,播籽洒种时候,它们都配不上用场,于是,等星期日到了,母亲带了我们兄弟几个,手刨手种。母亲前边用铁锄一锄头一锄头刨,我们几个在后面,移种的移种、撒肥的撒肥。我脖子里使劲儿衔一个大粪斗,二弟三弟提筐子的提筐子,背背篼的背背篼。母亲前面刨一点,我们在后面撒一点。这样一来回一来回地刨、一粒籽种一粒籽地洒,天黑的时候,还是把它种上了。
开挖的这种荒地,远近不一。最近的,离家不过十来步远;最远的,也真还有一截路。其中石月亮峡底的那两溜荒滩,最远也最累。去时一个陡直的下坡,来时一个陡直的上坡,空手一个来回,也得花一个多小时。每当春运粪土秋搬庄稼时,我们兄弟几个都怨声载道,有时甚至当着母亲的面,说许多“太吃力”、“太不方便”、“太划不来”的话。常常是走一路,怨言说一路。一担田禾两捆子,从峡谷底挑起来,沿着羊肠山路,一步一步往上挪。顺着弯弯的山路,一会儿转过来往南走,一会儿又转过去往北走,十几个弯子转下来,就是空着手,也都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了,不要说,肩上还有两大捆子长枝烂干的洋麦。那时候,我早都晕头晕向,两腿直打战。
大小也不一样。大的一块还行,有百步见方,小的则方方10步都不到。这么一小块地,就是丰收年景,也收不了多少,不过是洋芋几筐子,或胡麻几捆子,或莜麦几束子。当然,收获还不一直是这样,多的年景,就没有这些,还有个别年份,连籽种都收不回来。但是母亲总是很满意,既不嫌远,也不嫌陡。种的时候,担了化肥背了种子去种,收的时候,拿了镰刀夹了护膝去收。
母亲开挖的荒地一点儿一点儿扩大了,母亲的病也一天一天出来了。有一天夜里,我梦里听到母亲“哎吆”“哎吆”叫唤的声音。我问:“妈,你咋了?”母亲说:“胳膊疼,把我疼醒了。”母亲一边说,一边还“唉吆”“唉吆”地呻吟。我说:“妈,都是你挖荒挖出来的。”母亲说:“我的娃,你们兄弟仨一天一天长大了,吃饭一天比一天多了,我们就那么几墒地,不这么补贴补贴,吃啥?”
那年国庆放假,我回家去,一爬上大生地梁头,老远就看见母亲在石窗洼坡的荒地里挖洋芋。她躬着腰,双手举着锄头一下一下地挖。不大的一块田里,洋芋铺了一层子,白花花的,在秋天的阳光下,显得格外耀眼,像是铺了一地银子。看见我来了,母亲放下锄头,指着满地的洋芋,笑着说:“你说划不来种,你看,这不是很好吗。”我说:“是呀。但这能有多少?”母亲笑说:“你不要小看,这些少说也有十几筐子,有了它,今年的年猪就可以喂到腊月了。”我说:“妈,你流的汗,不知要比这十几筐子洋芋多多少呢。”母亲一边揩汗,一边说:“庄稼人,不算那个帐,一算帐,啥都没了。”
那年,三弟大学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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