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一位曾在四星级宾馆当过服务员的朋友介绍，他服务过的宾馆内有一“万元厅”，开此房间菜金必须达到万元水准。而来此餐厅就餐者多是政府高官，有时七八人，有时五六人，每周总有三五次不等。
听朋友此言，兀自惊诧：洒家亦是见过世面之人，山珍海味自吃过不少，可掐着指头算了半天，也弄不明白官爷们吃的是哪路山珍、何方海味，五七人竟能吃掉万元。最后只能感叹：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吾等浅薄，如何懂得有权、有钱人的排场？由此，我信了那句话：在中国，没有比当官更好的差使了！
排场在中国是有传统的。虽然不能确切地知道，老祖宗自何时开始讲起的排场，但我坚信，从他们懂得比较的时候，便开始了排场的竞争。也许是十万年或者一百万年前，阿三脖子上有三个贝壳，阿四便会千方百计地去鼓捣四个戴上。不知过了多少年，出了个叫旦的人，与时俱进地把排场用“法制”的形式固定了下来，便有了被孔老夫子推崇备至的周礼。从那时起，从天子到士大夫，修多少丈的城池，坐几匹马的车子，看多少人的舞蹈，都有了具体的条条框框。不知又过了多少年，这些规矩变成了部级干部坐多大排量的车子，厅级干部坐多大排量的车子，处级干部坐多大排量的车子了。规定浩如烟海，我自然不甚了了。但有一条是确定无疑的，自古以来，官越大、身份越显，谱就越大、排场就越大。
正因为排场代表着官阶与身份，所以，国人们在排场上总喜欢往大里鼓捣。诸侯想用天子之仪，大夫想受诸侯之规。开始可能是暗的，打打“擦边球”什么的，后来，周天子威仪不再，便乱了法度。那时又没有纪委监督，便成了谁的拳头大，谁便可享受更高级的排场，春秋五霸就是那带头“吃螃蟹”的人的代表。到了战国时代，更是彻底“礼崩乐坏”，甚至有几个臭钱的贵族，也公开享受起了天子之仪了。
现今，周礼与锈迹斑斑的青铜器，早已尘封进了博物馆。但中国人在排场上不甘寂寞的德性却一代代地继承与发扬了下来。普通人结婚大操大办，官员们的车子越来越高级，政府办公楼越建越豪华，南方某些人花几十万上百万为自己修阴宅等等，都是对老祖宗讲排场光荣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细想来，古往今来，讲排场就是讲面子。排场越大，越有面子。虽然面子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衣穿，但好面子决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某些中国人的习惯性意淫，它的背后隐藏着许多更深刻的东西，是毫无疑问的！
细想来，中国人讲排场的根本目的，其实就是征服别人、统治别人。吓人吗？事实如此，历来如此！在古人，天子统治诸侯，诸侯统治士大夫；在今人，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摆得起排场的有权、有钱人绝对是穷人们的主宰——外国选总统、选议员，穷光蛋是没有份的；中国要当个代表、委员什么的，也要看你对当地经济有多少投资与贡献。那些把政府办公楼盖成天安门样式的“一把手”们，心里想的:既使不是当个真龙天子号令天下，也一定是把自己当成了一方诸侯，号令某省、某地、某县……将平头百姓的生杀大权说一不二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普通人有时也力所能及的排场一下，自然想不到去征服、统治别人。他们无非是两种目的：其一是自己不要太寒碜，让人瞧得起。其二是超越别人，寒碜别人，从心理上压倒别人。其实，这两个目的与征服别人、统治别人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阶段的不同。因为，野心需要势力来支撑，我们没有征服、统治别人的野心，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征服与统治别人的势已。一旦有了势力，皇帝老子也是做的的，陈胜那穷光蛋就说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然而，排场是需要银子的，因此，排场又例来是阔人的专利。穷人的所谓排场，总带点“老子先前比你们阔多了”，或者“老了今后一定比你们阔得多”的阿Q味道。富人们看了他们的排场，除了觉得好笑，根本就不会真得当一会事。所以，古往今来，在数不清的排场中，大多数人不过是看客、说客、骂客。有钱人排场大摆的时候，穷人们凑上去伸长了脖子看个热闹，最多讨块富人们施舍的喜糖，然后，便咂着糖的甘甜，喜孜孜地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万地为富人们的排场当义务宣传员去了。也有那等刁民，拿了糖并不领情，瞅瞅四下，断定惹不出乱子的情况下，恶狠狠地骂有钱人几句祖宗，不过如此。
老百姓在排场之后，多半是遭罪，“死要面子活受罪”是他们讲排场的必然结果。因为普通百姓那点可怜的排场，非得把自己放在锅里靠出点油水来，才做得成。你豁上命排场了一把，但结婚的欠账、买楼的贷款是没有人为你还的。但当官的便大不同，不管如何排场，“工资基本不用”是铁律。因为那点工资压根儿就排场不起来。比如，抽烟要中华的，喝酒要干红的，坐骑要进口的，还有办公楼、出国考察等等，都需要不菲的银子。按现在的工资水平，翻十番，也支撑不起官员们的如此排场。因此，没有纳税人的银子，所有官场的排场，都是乌托邦！
于是，结论便十分明显了：一旦排场成为了“政府行为”，背后一定是腐败，倒霉的一定是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