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名医华佗擅长外科手术，一把手术刀，不仅割除人眉间的瘤、足指上的肉块（见《三国演义》第七十八回华歆语），更为关公刮去臂骨上的箭毒（见《三国演义》第七十五回）。其“悉悉有声”，至今犹闻。可华佗的手术刀再锋利，也敌不过曹操的权力剑。曹操只一句“汝必与关公情熟，乘此机会，欲报仇耳！”就置这把“名刀”于死地。
就事论事，如果说华佗是因自己的手术刀而死——假如华佗的手术刀不够锋利，曹操也不会“即差人星夜请华佗入内，令诊脉视疾”，乃至被杀；那么曹操又何尝不是死于自己的权力剑下的呢？假如曹操也如“眉间生瘤”、“足指长肉块”者之流，，或只在关羽、周泰者之位，又何来那么多的疑惧？在有华歆、贾诩等劝保的情况下，狠毒之意又怎能得于实施？说不定在脑痛近死时，来个“死马当做活马医”，复请华佗剖脑取涎，还能起死回生呢？
如从几千年的历史沿变看，这种“手术刀”与“权力剑”间的博弈，也是比比皆是，从未间断过。远的如屈原、商鞅等，近些的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等，他们的“手术刀”不可谓不锋利，可最终都在“权力剑”的威逼之下死的死、逃的逃，少有善终。可吊诡的是，如夏桀、商纣、秦始皇、慈禧乃至袁世凯等，不也都是在自己的“权力剑”下，丢失天下，丧却家邦，草草收场。
在“权力剑”高悬的时代，就难有“手术刀”生存的空间。在《三国演义》第七十八回《治风疾神医身死，传遗命奸雄寿终》中，有一个颇耐人寻思的细节。华佗为感“吴押狱”（即吴普，笔者注）“每日以酒食供奉”之恩，（笔者以为）也为“继吾术”以“医治天下病人”之愿，将自己的医学著作《青囊书》赠吴。“吴押狱持回家中藏之”。等到“旬日之后，华佗竞死于狱中。吴押狱买棺殡殓讫，脱了差役回家，欲取《青囊书》看习”时，“只见其妻正将书在那里焚烧。吴押狱大惊，连忙抢夺，全书已被烧毁，只剩得一两页。吴押狱怒骂其妻。妻曰：‘纵然学得与华佗一般神妙，，只落得死于牢中，要他何用！’吴押狱嗟叹而止。”吴押狱“嗟叹”的，应是整个人类的悲哀和忧惧，因为如果没有了“手术刀”的锋锐，人类必是灾疫泛滥、厄运连连。
察史鉴今，严控以致焚毁“权力剑”，给“手术刀”以尽量大的“剖、刮”空间，乃是人类健康、社会发展的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