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叶永烈先生在《南方周末》撰长文《钱学森“万斤亩”公案始末”》，用丰富翔实的文献资料和细致缜密的演绎推理，得出一个中肯的结论：早在人民日报大放第一颗“高产卫星”之前，钱学森先生就已经开始研究农业的亩产问题，并于此针对农业的发展前景做了科学推算，把1958年浮夸风的所谓推手视为是钱先生，是缺乏历史依据，是牵强附会的。
叶永烈先生用清醒的思维和理性的精神，厘清紊乱的历史脉络，还历史以真相，还逝者以清白，让人敬佩之余，又发人深思。
钱先生所谓的“万斤亩”公案，可以用一个外国人的话来概括：“他为农业产量给出了糟糕的科学建设，可能鼓励了毛泽东主席在1958到1961年间推行了灾难性的大跃进经济政策”（美国《航空周刊》亚太区主管贝雷迪语）。而在刘建，王胜春的《理性照耀中国：赛先生世纪行》中，更有一段矛头直指钱先生：“1959年夏天的庐山，成了埋葬理性科学与常识的坟场。连个别著名科学家也跟着起哄，论证‘如果充分利用太阳能，粮食亩产可以达到几十万斤。’－－－－－－后来毛泽东检讨说，他上了科学家的当。”钱学森先生为海内海外所诟病的“万斤亩”公案，大致就是这样。那为什么人们没有弄清历史真相就去妄作臆测，横加评论呢？这恐怕得从中国的国民心理素质和历史心态去说起。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在历史上以其多元灵活，创造出了灿若星辰的奇葩异草，它滋养着这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但同时也在这肥沃的土地上长出荒秽野稗。其中，容易相信谣言，是这个民族的一大通病。中国有句古话：三人成虎，就是说这个事的。钱先生当年只是在报纸上作了一下农业发展前景的展望和推演，又恰遇那个头脑发热的年代，于是“顺理成章”的做了盲目的人们大放“高产卫星”的所谓推手，疯狂的人们把先生的言论扭曲，高居庙堂如毛泽东者，也在后来说“他是上了科学家的当”，更别说那些远在江湖的草莽了。谣言说多了就成了真理，于是真相就被掩盖，钱先生自然是百口莫辩了，想来真是令人唏嘘不已。
好在我们还有叶永烈先生这样的人在，让真相不至于陆沉历史烟海。然而，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又何止钱先生一例！只是细心如叶先生者，少之又少也。历史是必须得用真相去诠释的，希望我们的知识分子，多向叶先生学学，少做口舌之争，多行训诂研究之事，还更多的历史是非以清白。
